在5月12日举行的第七届 “CF40-PIIE 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共同发布了《2018·CF40-PIIE 联合报告》（以下简称《联合报告》）, 主题为“建设性解决中美贸易冲突”。
《联合报告》发布会现场
《联合报告》封面
《联合报告》分为建设性解决中美贸易冲突、经济改革与增长、金融改革与监管三大部分，共16篇文章，为中美经济、贸易发展提出了切实建议。报告作者包括CF40中美贸易研究课题组负责人、CF40 高级研究员哈继铭，CF40中美贸易研究课题组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席传讯官孙元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PIIE 所长 Adam Posen，PIIE 高级研究员 Fred Bergsten，PIIE 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贸易与投资学教授 Robert Lawrence，PIIE 高级研究员 Chad Bown ，PIIE非常驻研究员、雪城大学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经济学教授Mary Lovely等。哈继铭和Adam Posen代表课题组共同发布了《联合报告》。
哈继铭
这份由中美两国经济学家共同撰写的报告，清晰地传达出对于美国发动贸易战的不赞成态度：“所有像我们这样以实证分析为基础的经济学家，不论来自中国还是美国，都相信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将对两国劳动群体以及全球经济的未来造成灾难性影响。”
在报告发布会上，Adam Posen表示，停止无赢家的贸易战，这是符合中美双方利益的首要任务。进一步地，他阐述了CF40和PIIE经济学家就中美贸易冲突问题达成一致的十条观点，这十条观点有助于人们了解中美贸易争端中的一些经济真相。
下文主要内容源于《联合报告》综述部分《中美贸易争端的经济真相》，作者为哈继铭和Adam Posen。
Adam Posen
观点一
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将成为中美两国面对的长期现实，因此应将国际贸易视为解决增速放缓的途径，而非原因。在2008-09金融危机前，生产率增长放缓就普遍存在于发达经济体，美国劳动力扩张呈现中期放缓。相比之下，中国的中期增长率并没有急速下降，且有较高的起点，但增速下降同样是长期趋势（考虑到人口结构与城镇化空间缩小的因素）。在此背景下，两国政治上都有动机将外国竞争或是欺诈作为经济增速放缓的替罪羊。事实则恰恰相反，当国内增长放慢时，中美两国需要通过全球生产与贸易来扩大市场并提高生产率。政策制定者应当支持这种观点而不是煽动国内情绪。
观点二
特朗普政府对于贸易争端采取的单边主义策略将事与愿违。无论美国为同中国的贸易争端寻找何种理由，单边主义的关税威胁都将是错误的选择。从纯经济学角度看，这种做法不仅将损害下游厂商的利益，还将破坏全球供应链，乃至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代价将远远超过收益（或中国最初的损失）。从谈判的角度看，这种方式可能引致中美之间以牙还牙、不可控的报复性反应。从外交角度看，这一做法将在很多方面伤及发达经济体（全部是美国的盟友）以及旁观的新兴市场。此外，这种单边主义行为将系统性地破坏国际经济规范与规则，而这种规范与规则曾大大推动世界繁荣与稳定。当这种做法是通过对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强硬态度表达出来时——正如特朗普政府已经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所做的那样，后果将更严重。尽管特朗普政府不仅对中国，也对德国和墨西哥等其他重要贸易伙伴采用了同样的方式，但考虑到地缘政治和中美关系历史背景，当下所采取的一些对华政策尤其不明智。
观点三
可以通过WTO及其他多边机制解决的经济争端，应通过这些机制得到解决。中国遵从了WTO的绝大部分决议，包括在某些贸易冲突上作出的有悖中国利益的决议。美国则在绝大部分与其相关的WTO诉讼中获胜。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意见分歧并没有影响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效果与基本的公正性。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可以防止以牙还牙的报复行为升级。
观点四
当前有些争端无法通过WTO得到解决，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技术转让，因此必须制定相关的新的协议。WTO的创立是为了处理与贸易明确相关的问题，其能力也体现在处理从关贸总协定（GATT）向WTO过渡时期中最突出的那些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很多新的经济因素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的贸易因素变得重要起来。这些变化大多与技术相关，如知识产权、网络与数据隐私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社会关切，因此需要制定新的协议来解决这些新问题。这并非易事，并且需要从双边或多边谈判开始，但好在有模式可以参考。可以考虑对WTO框架加以调整，纳入这些新议题，以适应形势发展。然而一些错误的作法，例如把一些类似钢铁产能过剩的正常商业纷争与国家安全相联系，不应被当作绕开WTO的借口。
观点五
解决双边贸易逆差并非合理有效的贸易政策目标。特朗普政府将减少对华贸易经常账户逆差作为一个贸易政策目标，这并没有好的经济理由。全球不平衡问题的确重要，但中国目前已经没有21世纪初时那样大的贸易顺差的GDP占比。对于美国来说，现在最可靠且最佳的解决贸易逆差的方式是改变国内政策以提高国内净储蓄率。美国正在进行大规模顺周期的财政赤字扩张，这将使事态变得更糟。假定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没有减少（这并不重要），这将进一步增加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中国领导层不应指望通过贸易上的让步来安抚特朗普政府，因为这种让步将使追求缩减逆差的错误目标合理化，同时又无法改变贸易不平衡的局面（考虑到美国现行财政政策和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可能性），甚至还将造成巨大的经济扭曲。
观点六
新协议应围绕商业和政府行为，而非经济结果,即不应寻求“管理贸易”（managed trade）的做法。任何一个特定产业的经济结果都受许多因素影响，更不用说是一些大国经济体了。那些针对不可控经济变量的贸易协议是荒唐的。由于形势变化迅速，曾经追求的经济结果即使得以实现，也可能会变成次优选择。然而，有些企业、国有企业或政府的经济行为会很明显地造成不公。经济行为可以被观察和证实，可以通过政策与执法得到控制。同时，不公平和扭曲行为带来的损失并不会随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消失。因此，中美谈判的主题应该是哪些行为应被抵制，而非哪些产业应被保护。
观点七
如果中美能够就中国在可信规则下进行经济开放达成一致，将会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大部分来自私营领域的开放。这种增长的一个关键是与美国等国家的跨国公司签署有利的商业协议，包括要求向中国合作伙伴和投资对象转移生产和某些技术。对所有经济体来说，外国参与者对国内企业产生的竞争压力都是开放带来的一个好处。如果中国能够切实开放服务业，中国居民以及整个经济都将从中获得巨大利益。所有这些都需要就中美公司应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达成一致。这个做法并不是要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政策，也不是试图将“美国模式”强加给中国。 它只是要求在有外国公司竞争的领域，中国能够真正允许外国公司公平竞争并占据一定市场份额。
观点八
中国公司有权与美国公司在任何领域竞争并超越，包括高科技行业，但是中国无权强求美国进行技术转让。反之也是如此。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必须允许中国私营企业获得他们所应得的市场份额，包括在高科技行业。尽管“中国制造2025”和早期的“自主创新”计划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这不应被视为是对美国的威胁。中国政府对相关研发或技术教育的补贴也不应该引起争议，因为美国、欧洲和日本政府也热衷于此类支持政策（尽管在某些具体措施上的冲突不可避免，例如与空客和波音公司有关的措施）。但是，任何来自美国的技术转让都必须通过开源或自愿的商业协议来实现。这不应仅是口头上说说的事情，而必须落到实处。如果美国有记录证明中国的非法侵权行为，美国不仅有权而且理应要求中国政府落实知识产权保护。美国关于限制向中国（或其他任何非盟友国家）出口技术的决定可能会令人无奈，中国也可就此进行争论，但是必须接受而非规避这些限制。
观点九
美国不应否决或试图阻止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也不应该退出由其领导创建的国际体系。美国领导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现在依然如此。中国必须与其他组织成员一样遵守规则、规范并承担责任。基于此，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没有什么可怕的。事实上，中国承担一部分领导责任、做出相应贡献、提供与其全球经济权重相称的公共产品，符合美国及全世界的利益。如果不让中国发声，不给其投票权，不仅会给美国造成沉重负担，而且会削弱国际体系的合法性和影响力。这一方面会不必要地导致决策中的盲点，另一方面也会促使中国等国家寻求在已建立的国际体系之外行事。中国进一步参与国际事务不会马上取代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也不会削弱这套基于规则的体系所持有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如果中国的确带来某些改变的话，只会是进一步巩固上述情形。美国选择退出该体系的领导角色，无论是在中国声音增强之前还是之后，都是唯一可能导致其领导地位被取代的做法。那将是咎由自取，也将对中国和全世界带来损失。
观点十
应扩大双向跨境直接投资以改善中美长期经济关系。此前缔结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窗口已经关上。目前，美国国会中两党均支持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力，并严格限制中国对美投资。中国倾向于提高外资所有权的上限，但非取消。最终来说，两国之间需要更多的而非更少的直接投资，以及更加明晰的所有权。这种经济融合带来的效率和就业上的收益将是巨大的。正如美日关系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投资的扩大也将会在大众层面（在对方国家创造可见的就业机会）和政策制定者层面（通过“交换人质”使两国关系处于正常轨道）化解经济紧张局势。
除《联合报告》作者外，出席此次报告发布会的CF40代表有：CF40学术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毕明建，CF40成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白重恩，CF40学术委员、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CF40特邀成员、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建弘，CF40成员、银保监会创新部主任李文红，CF40学术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魏尚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査道炯等；PIIE代表有：PIIE Anthony M. Solomon 高级研究员Nicholas Lardy，PIIE高级研究员Jacob Kirkegaard，PIIE高级研究员Nicolas Véron，PIIE高级研究员Joseph Gagnon，PIIE董事会成员Evelyn de Rothschild等。
《CF40-PIIE联合报告》项目介绍
《CF40-PIIE 联合报告》项目始于2016年10月。当时，CF40派出中方经济学家代表团赴美考察，并与PIIE联合举办了第二届CF40-PIIE中国经济论坛。时值全球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日益加剧、美国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国经济与金融改革也已步入深水区，无论是中美两国还是全球经济发展，都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的考验。在那次交流考察期间，CF40与PIIE专家深感两国经济学家应携手合作，共同向外界传递睿智、理性的声音，帮助两国构建新的经济合作基础、帮助全球经济平稳穿越不确定性——两家机构就相关课题合作开展研究、撰写报告的想法一拍即合。
2017年5月和6月，主题为“新全球化时代的中美经济关系”的《2017•CF40-PIIE联合报告》先后在北京和华盛顿发布。这份报告讨论了特朗普政府下的中美经贸关系以及两国政府合作的现实途径，并发出了“2018年以后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升级”的警告。
2018年1月，CF40-PIIE第三届中国经济论坛在华盛顿举行。期间，由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CF40学术委员、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CF40高级研究员哈继铭、管涛等组成的CF40专家团拜访了包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在内的一系列美国经济决策部门，并意识到美国正对中国策划和发起在经济领域的一系列制裁行动。回国后，CF40研究部撰写了要报《支撑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正在消失》，这份要报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视。
2018年3月初，《2018•CF40-PIIE联合报告》项目正式启动，主题聚焦中美经贸关系。中美两国的数十位研究人员经过数轮沟通讨论和反复修改，最终完成了主题为“建设性解决中美贸易冲突”的《2018•CF40-PIIE联合报告》。继北京发布会后，CF40和PIIE还将于2018年6月在华盛顿发布该份报告。
了解“第七届 CF40-PIIE 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活动”：
中美经贸关系关键时期，这家研究国际贸易最权威的美国智库来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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